北宋庆历年间，在范仲淹、富弼和韩琦等人的极力推动下，为了消除“三冗”现象和革新政治弊端，以范仲淹向宋仁宗递交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为标志，北宋开始了以“明黜陟、精贡举、均公田、重农桑、整武备、减徭役”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万宝配资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
当时，欧阳修作为一名谏官，虽谈不上是这次改革的发起者，可也是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。
最近，正在热播的历史大剧《清平乐》，也对于这段历史进行了精彩的演绎和生动的刻画。虽然，剧中不乏艺术的改编和加工，但也大致遵循了那段真实的历史，没有像很多神剧一样胡编乱造，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。
以上，文史不假先后为您提到了庆历新政，又提到了《清平乐》。很多人会误以为，今天我们要介绍宋仁宗，或者介绍范仲淹。其实不然，接下来我们要着重介绍的却是《清平乐》中出现的另一位北宋名人欧阳修，聊一聊他是如何在不经意间亲手毁掉了自己全力支持的庆历新政。
展开剩余89%欧阳修（1007年——1072年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年又号六一居士， 是吉州庐陵永丰县人。他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名人，与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王安石等人，被后世并称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相信很多朋友，从中学开始就学习过他的文章。
除了文学和史学领域的造诣外，欧阳修还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。他历仕了仁宗、英宗和神宗三朝，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谥号是“文忠”。
尽管，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要推动者，但他的忘年小友欧阳修也给予了新政充分的支持和无心的“迫害”。
一、新政背景
1038年，西北的党项人在长期的韬光养晦之后，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，李元昊野心勃勃的建立了西夏政权，公然登基称帝并与大宋为敌。至此，北宋与西夏的双边关系彻底破裂，双方开始了连年的宋夏战争。
结果，一向以“守内虚外”作为国策的北宋，竟然在三川口、好水川和定川寨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中接连败北。实在是因为北宋的国力超出西夏太多太多，否则李元昊真有可能会长驱直入，杀入到北宋的统治腹地。
而眼见北宋节节败退，就连盘踞于北方的强邻辽国也不干了，立即跳了出来趁火打劫，要求在原先《澶渊之盟》的基础上增加岁币，否则就要南侵。
北宋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和两线作战，只得答应了辽国的要求，史称为“重熙增币”或者“庆历增币”，并且相约两国一起对付西夏。
在北宋和辽国的共同作用下，底子太薄的西夏政权实在经不起这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。李元昊仰天长叹一声“人穷志短啊”，被迫宣布取消帝位，并同时向宋辽两国称臣。所以，西夏的李元昊真的不是被宋仁宗赵祯的兵所打败的，而是被他的钱所打败的。
经过了这一连串的事件，宋仁宗时期原本被隐藏在盛世表面下的诸多危机全都显现了出来。尤其是，积贫积弱积弊的局面，冗兵冗费冗员的现象，终于促使宋仁宗下定决心开始进行变革。
二、投入新政
1043年，宋仁宗正式批准了范仲淹的奏折，开始推行新政。当时的北宋朝廷中，可谓是人才济济，群星闪耀，难怪袁腾飞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评价——北宋缺将不缺相。
而且万宝配资，这些能人当中大多都支持变法，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宰相）到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从枢密使到三司使，几乎都是新政的支持者。
当时，三十六岁的欧阳修担任知谏院，他的身份比较尴尬。一则，作为朝廷的言官，他本应该稳妥持重，遵从祖训；二则，作为范仲淹的好友，他又经常为改革派积极辩护。
有鉴于此，欧阳修的内心对于庆历新政是极其矛盾的。甚至于，他对新政的某些内容还存在着保留意见，担心无法推行。
随着新政的逐渐铺开，已经为北宋社会带来了一些可喜的迹象，原先尚存某些疑虑的欧阳修彻底接纳了新政。而且，新政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整顿吏治，而这恰好属于欧阳修职责范围的分内事。于是，欧阳修以此为契机，全身心的投入到庆历新政中，开始为北宋官场擦拭油渍和清理污垢，大张旗鼓的整顿吏治。
三、惹祸上身
欧阳修在投身庆历新政以后，向宋仁宗递交了两份奏疏，一份奏疏称“近年台官，无一人可称者”，另一份奏疏称“今两制中，奸邪者未能尽去”。
客观讲，欧阳修的这两份奏疏，无论从出发点还是目的性，都是为了北宋，都是为了国家。但是，这种激进的举措造成了太大的打击面，很快就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形成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。
除了之前的铁杆顽固派以外，就连中间的观望派也开始反对新政，反对变法。其中，反对声音最强烈的莫过于参知政事贾昌朝和御史中丞王拱辰，俨然成了旗帜性的反对派领袖。
他们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欧阳修在奏折中提到“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”，而贾昌朝和王拱辰二人分别就是御史台的前任首长和现任首长。
于是乎，在这两位首长的带领下，整个御史台的官员们都不干了，难道我们所有人都不称职，就你欧阳修一人称职吗？大家纷纷撸起袖子，将欧阳修当成了众矢之的，开始群起而攻之。
欧阳修个人的操行和品德都没有太大问题，而且与谁都敢硬杠，又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。因此，这些反对派们一时也对他没辙，只得开启了迂回的策略。就这样，远在西北前线的一批新政支持者们，就成了被打击的目标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（字子京）。
有御史弹劾，滕宗谅在西北担任泾州知州时存在重大贪腐行为，而且情节严重。经查，他只是违规使用军费犒劳了军前士兵而已，并没有贪污公款据为己有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依然违反了朝廷律例，幸亏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力保，才没有遭受更严厉的处罚，只被降官贬往了巴陵郡。
于是，我们有幸读到了范仲淹写下的一篇足以流芳千古的文章——《岳阳楼记》，至今都能感受到那份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荡气胸襟，文章的开篇就是以这段故事为背景:
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
四、涉及朋党
因为庆历新政的推行，导致了范仲淹、富弼等人的关系日益亲近，逐渐结成了更加紧密的小圈子。尽管宋仁宗惧怕朝臣，惧怕后宫，但作为封建统治者，他对于朝臣结党还是极为担忧的，毕竟这事关到了赵宋王朝的统治。
因此，在一日的朝会上，宋仁宗在议事结束后，当着满朝重臣的面，有意无意地说道: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众卿都是君子，难道也会结党？”
宋仁宗此言的目的，无非就是为了提醒众臣注意。至多，他也就是拍打拍打这种朋党的趋势罢了，并没有明确的所指对象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罢了。
不过，欧阳修在回家以后，仔细品味宋仁宗的言语，竟然过分解读了官家的意思。他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同样流芳千古的著名文章，足以堪比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这就是《朋党论》，引用其中的一句:
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
当欧阳修把他的《朋党论》递交朝廷后，瞬间引起了更大的风波，简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据《宋史》记载:
人视之如仇。
你想啊，宋仁宗警示朝臣要提防朋党，可欧阳修回手就是一篇《朋党论》。他将宋仁宗的朋党之说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宣称“伪朋”不可取，“真朋”可取，只有“真朋”方能天下大治。在欧阳修看来，“真朋”就是指范仲淹、富弼和韩琦等人，而“伪朋”就是指除上以外的所有人。
于是，群臣再也不能容忍了，否则就是自认为“伪朋”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改革派决裂，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，纷纷上弹劾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等改革派私下结党，为祸朝政。
也就是说，欧阳修通过自己“高超的政治能力”和“深厚的文学造诣”，成功实现了改革派的自我孤立。
五、改革失败
任何时期的改革，都会侵犯到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，往远了说有商鞅变法，往近了说有戊戌变法。自然，庆历新政也不例外，它限制了许多的大地主阶层和大官僚阶层，从新政之初就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。
事实上，也正是由于这些反对派的阻挠，才使得宋仁宗逐渐丧失了之前的勇气和意志，因担心政权不稳才叫停了这场改革。但是，宋仁宗又不能公开承认中断庆历新政是由于自己的不坚定，是由于自己的畏缩不前。
于是，借着朝臣对改革派的纷纷弹劾，宋仁宗选择就坡下驴，以朋党的名义罢黜了改革派大臣的职务。在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和欧阳修等人被相继排挤出朝廷后，庆历新政的各项改革也被逐渐废止。至此，短暂的新政宣告彻底失败，也成为了宋仁宗最被后世诟病之处。
不过，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，但北宋的改革探索和进程并未真正结束。
六、结语
庆历新政尽管持续时间很短，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。个人认为，庆历新政最大的意义，就在于它为后来由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借鉴，奏响了序曲。
很明显，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。究其失败的原因，其实有很多方面，并不能把这个“黑锅”单纯由范仲淹或者欧阳修等人来背。
不过，欧阳修作为新政的积极参与者，作为改革团队中的一员，他不但没有起到尽力团结一切力量的作用，而且还处处树敌，不分青红皂白打击一大片。他把原本观望新政，甚至是支持新政的人都推向了改革的对立面，颇有“猪队友”的嫌疑。
总结最后一句话，欧阳修是一名成功的文学家，但却是一名失败的政治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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